11月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落下了帷幕。短短6天，本届进博会意向成交800亿美元，再创新高。
连续七届，进博会展现了中国向世界持续开放的信心和姿态。不仅如此，为了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本届进博会为37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提供免费参展机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也进一步扩大了非洲产品专区面积。
有“非洲小中国”之称的埃塞俄比亚，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增长最快的非石油出口国经济体，而且也连续七届参与了进博会。本文嘉宾阿尔卡贝·奥克贝，作为三任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正是埃塞俄比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在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全球南方的可持续发展与中非合作论坛”间隙，观察者网和阿尔卡贝博士就此次进博会、非洲工业化、埃塞俄比亚的示范作用，以及中国与非洲、南方国家的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对话/高艳平，翻译/彭宇萱】
11月8日，参展商在第七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的非洲产品专区介绍。 新华社
中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约1500亿美元，但对非投资不足40亿美元
观察者网：我们从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以下简称进博会）的相关问题开始谈起吧，中国已对所有与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包括非洲的33个国家，实行100%的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在这次进博会上，由于这项新政策的实施，据您观察有什么新动向、新变化呢？
阿尔卡贝·奥克贝博士：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IIE）是在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两个月后举办的。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双方提出了新举措并发布了新公告，今天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也提到了这些。
本届进博会是中国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国际社会主要挑战的背景下举办的。从中国的角度看，此举表明贸易合作和投资合作可以在各个领域变得更加透明，且合作空间巨大。与这一背景相对比，今年的进博会取得了重要进展，有更多企业参与其中，众多领导人也出席了此次盛会及同期举行的虹桥经济论坛，联合国的许多下属国际机构也参与了类似今天下午那样的分论坛。
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金砖国家扩员也是10月份发生的重要事件。先是9月的中非峰会，然后是10月的喀山金砖国家峰会。这些国际会议连续召开，共同产生了显著且持续的影响。
从本次进博会强调的合作领域来看，共同特性和共同繁荣是关键要素。这强调了包容性，也强调了所有国家都享有现代化的权利。除此之外，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也是重点内容，正如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所言，绿色发展和数字合作已成为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就是我看到的新元素。
观察者网：我了解到您更关注非洲的制造业。那么，进博会是否也对非洲吸引中国的绿地投资发挥了作用呢？
阿尔卡贝·奥克贝：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在非洲进行投资并鼓励对非洲的绿地投资。所谓绿地投资，即指新建直接投资。这些直接投资涵盖多个领域，包括矿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我认为其中的潜力巨大。
在投资合作方面，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们看2023年的数据，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接近1500亿美元（1416亿美元），但对非洲的投资却不足40亿美元（39.6亿美元），所占比例相对非常小。
因此，我认为通过进博会这个平台，更多的中国投资者了解非洲以及非洲的产品和发展优势，进而达成合作，为今后中非双向合作打下基础。
所以，非洲国家应该努力为投资创造有利的环境。他们应致力于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开发工业园区、发展工业生态系统，以便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
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尤其是南亚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接近。同时，一些投资者对非洲了解不多，也认为非洲存在风险，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便外商直接投资至少能达到每年150亿美元的水平。
毕竟，从人口规模来看，非洲占世界人口的18%。中国则是主要的制造业大国，许多中国公司可以通过在非洲投资获得益处。他们可以在非洲获得高效的劳动力，且工资水平比中国低，同时还可以直接将产品出口到欧洲或美国。这是一个双赢的领域，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在投资方面展开合作。
在贸易方面，中国为非洲产品提供的新措施，如对出口到中国的所有非洲产品（主要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进口税，都非常重要。此外，中国也有意愿协助非洲海关当局提高其能力，并协助其满足卫生要求，即出口水果、蔬菜、动物或肉类等产品的健康相关要求，所有这些都要求达到最高的卫生健康标准。
绿地投资也是合作的主要领域之一。当我提及绿地领域时，我想说的是，能源是非洲的一个关键优先事项。非洲的电力普及率约为50%，有超过6亿的非洲人没有电力供应。最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利用太阳能，因为它可以安装在许多村庄，那里阳光充足。因此，在能源领域合作可能性更多。非洲国家还可以通过进口电动汽车来受益。电动汽车通常比传统汽车更便宜，且更易于管理。
中国现在已成为绿色转型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在相关合作方面，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被强调的一点是兴农惠民，这也是十大伙伴计划中的重点之一，这对非洲的粮食安全和提升农产品出口能力都非常重要。
多年前国际机构还在反对非洲工业化，现在情况在变
观察者网：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非洲可能正处于过早的去工业化阶段。比如，世界经济论坛数据显示，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比例约为10%，与20世纪70年代持平。非洲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70年的约3%下降到2013年的不足2%。根据您书中所描述的，这可能是一种刻板印象，实际情况有所不同。那么，您能否告诉我们非洲工业化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非洲的经济发展》插图
阿尔卡贝·奥克贝：在工业化方面，非洲54个国家各具特色，各自面临的工业化挑战也不相同。但关键在于，非洲并未出现过早的工业化现象。这张图表出自我们的书籍《非洲经济发展：证据、理论与政策》。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非洲国家应将工业化、经济多元化作为政策的首要任务。它们必须注重增值，而不仅仅是出口原材料。因此，这在不同国家间是有差异的。
一些国家正展现出良好的进展。例如，摩洛哥在汽车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已经建立了重要的车辆生产能力，创造了完整的产业生态，且95%的产品出口至欧洲。而在南非等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新的制造能力进展不大，这背后有多种原因，包括南非的结构性问题，甚至能源短缺，现有的发电能力不足以向各类制造工厂供电，这些都是难题。
情况虽有不同，但关键在于，非洲的首要任务应是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投资于制造业或技术领域的投资者应获得额外激励，享有稳定的环境，被安置在具备必要产业生态的工业园区内。为了实现这些愿景，非洲国家应将工业化置于首要位置。
韩国之所以能崛起为工业强国，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占据全球制造业30%的份额，正是因为两国的决策者都将工业化作为首要任务、关键发展战略。如今，关于工业化的讨论获得了更多认可。
早些时候，国际金融机构甚至还建议非洲国家不要工业化，反对发展工业的政策，认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结构。然而，现在情况正在改变，各方对非洲的兴趣日益浓厚，更加关注吸引和创造有利于企业投资的环境，构建产业生态，同时也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充分保障能源等关键要素的供给。我认为，许多非洲国家目前也在关注这一点。
非洲国家的绿色转型：希望与阻力
观察者网：包括您在内的非洲的精英们也在呼吁实施产业政策，以促进非洲的工业发展。同时，还有诸如中非合作论坛以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个框架和平台在助推非洲的工业发展。在您看来，在过去二十年中，非洲国家是否在吸引中国企业在非洲设立工厂方面更加积极了？
阿尔卡贝·奥克贝：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做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我想举个例子来说明。2017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对非洲进行了一项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在非洲的中国企业。
研究调查显示，2017年大约有1万家中国企业在非洲，其中只有30%的公司投资于制造业，剩下的70%的中国企业则从事零售、服务、采矿等其他行业。
为什么特别关注这30%的数据呢？原因是，在非洲投资的企业中，埃塞俄比亚的情况颇为独特。当时在非洲的1万家企业中，有1000家在埃塞俄比亚。而这1000家企业中，有66%的企业涉足制造业。相比之下，非洲总体只有30%的企业从事制造业，而在埃塞俄比亚，这一比例高达66%。你看到非洲平均水平和埃塞俄比亚间的差异了吗？在埃塞俄比亚，制造业企业的比例是非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那么，为什么许多企业选择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制造业，而不是其他国家呢？研究表明，主要是因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有明确的政策，主要吸引中国制造业企业。因此，更多企业选择来到埃塞俄比亚。为此，政府还提供了各种支持和激励措施。
现在，还有一本关于中非关系的新书出版了，名为《中国在非洲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生产性直接投资与工业化》（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DI in Africa: Productive FDI and Industrialisation），作者是Ayalew Mamo。
该书研究显示，埃塞俄比亚政府为吸引更多中国企业来投资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在中国，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只在北京设有大使馆，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却在上海、重庆、广州设立了领事馆，以便为更多中国投资者提供服务，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推广活动。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答案：并非所有国家都做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但那些做出更大努力的国家已经获得了更多优势，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且生产力得到了发展。
另外，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在于支持工业化和出口，并且只关注可持续项目。比如我刚才在图片中展示的铁路是电气化铁路，它只使用水电。至于能源基础设施，如你所见，还要风电场风能。因此，政府在确定基础设施建设优先顺序时非常谨慎，只选择那些有助于工业化、出口以及绿色转型的项目。
观察者网：这些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这些年中国也在汲取之前工业化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经验教训。中国在2020年9月向国际社会作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后，2021年9月下旬正式宣布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现在看来，埃塞俄比亚在工业化的同时，就已经在大力发展绿色能源，追求可持续发展。您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阿尔卡贝·奥克贝：在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方面，我们必须从一场大辩论谈起。这场大辩论的焦点在于，许多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主流媒体认为，气候变化已成为关乎生存的问题。因此，若要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就必须减缓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印度和中国等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必须放慢脚步，同时也告诫其他新兴经济体放慢工业化进程，不要在新能源领域进行新的投资。这种做法行不通，因为它既不公平，也剥夺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权利，他们的发展不能被、也不应被阻止。
其次，在此过程中最脆弱的并非富裕国家，而是非洲等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农业是非洲最重要的产业，但同时也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必须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放在首位。
非洲最大的水电站——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2022年2月20日首次发电。
接下来，若要实现增长，他们面临两条路径：要么先快速发展，后改善环境；要么从现在开始就着手建立低碳、碳中和的工业化体系。埃塞俄比亚的做法就颇为可取，我们正在推进工业化，并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个绿色的工业化过程，以降低转型成本。这一思路至关重要。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该国已实现100%使用可再生能源，其中89%来自水电，11%来自风电。同时，埃塞俄比亚的绿电成本几乎是全球最低的，每千瓦时的电价仅3美分，而在许多国家，价格为7、8美分，有的甚至超过10美分。
观察者网：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水资源十分丰富吗？
阿尔卡贝·奥克贝：首先，埃塞俄比亚有充沛的水资源可以利用，且一直在水电领域进行投资。即便现在，埃塞俄比亚仍在建设最大的水电项目，该项目名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是非洲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达6000兆瓦。
这个项目完全由埃塞俄比亚政府资助，由中国国家电投所属国核电力规划设计研究院提供的勘测设计服务。关键在于，政府在推进能源私有化的同时，也在投资能源领域，尤其是水电、风能和太阳能。过去太阳能的成本并不便宜，但现在成本已经降低，因此这是发展绿色能源的好时机。
所以，非洲在工业化的同时，就可以专注于建设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战略是打造低碳工业园区，这意味着园区内的废物处理设施将达到国际高标准，并采用零液体排放等新技术。在交通方面，比如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铁路，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这意味着，如果使用绿色可再生能源，采用绿色交通方式，使用低碳工业园区或零排放工业园区，那么从一开始你就走在了碳中和的道路上。
但还有另一个维度，一些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或安哥拉，它们的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它们不进行转型，未来将面临困境，因为化石燃料经济迟早会失去前景。现在即使是太阳能，每千瓦时的成本也已几乎与燃煤能源持平。因此，如果不进行多元化发展，每当石油价格下跌，经济就会遭受打击。所以，像这些国家需要发展多元化经济，将石油或石油行业产生的任何收入用于经济多元化，这样才能使国家和老百姓都受益。
但是，问题出在西方国家，他们一方面说不要在石油、天然气等领域进行投资，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这些领域进行新的投资，这很虚伪。现在，他们通过国际金融机构阻止对绿色转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一些新发现石油资源的非洲国家，在想要开始利用石油为绿色转型项目融资时就遇到了困难，因为富裕国家正在劝阻对这些国家的融资。
从原则上讲，这是错误的。首先，非洲国家有推行现代化以及进行此类投资的权利；其次，即使它们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数量也微不足道，非洲国家目前的碳排放量仅占全球排放量的很小一部分，仅为3%。
中国工业园区模式在非洲扎根
观察者网：大多数人只知道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很少有人了解工业园区模式在埃塞俄比亚乃至非洲其他国家方兴未艾。从华坚集团创始人张荣华等中国企业家那里我们了解到，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园区运营得十分成功。我很好奇，在过去几十年里，埃塞俄比亚的这些工业园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想您可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能否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阿尔卡贝·奥克贝：首先，当我们谈及工业园区时，必须考虑到全球75%的工业园区都位于亚洲，而在亚洲范围内，中国的数量最多。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已建立起数千个工业园区。首个经济特区于1979年在深圳建立，此后中国便以此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出口以及试验新政策的战略工具。因此，工业园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亚洲，不仅是中国，新加坡、韩国的工业园区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由于工业化并未成为整个非洲的首要任务，所以非洲的工业园区数量较少。直至2010年，埃塞俄比亚都还没有一个工业园区。在中非合作论坛政策的推动下，中非共建了七个产业园，均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其中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非洲其他国家也有工业园区，但它们对工业化的影响并不显著。于是政府决定，我们需要研究，需要制定新的战略和政策，以便将工业园与工业化战略相结合。
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
在2013年和2014年，我们研究了非洲的许多国家，从尼日利亚吸取经验和教训，在亚洲则研究了中国、韩国、新加坡以及越南，而我则亲自领导了这项研究。我们在中国的研究是自发的，并非通过政府官方访问的形式，以便能够深入调研。我们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涵盖了许多研究领域。最终，制定了一份关于发展工业园区所需战略和政策的白皮书。
之后，我们颁布了新的公告、法律法规以及制度创新，调整了相关机构、董事会等。然后，决定测试这项政策是否有效。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试点工业园区，这个园区和房屋是由埃塞俄比亚政府出资建设的，但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选择了合作伙伴，最终中国企业中标，该园区在9个月内完成设计和建设。我们也对这个试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将经验推广到其他新区。如今，埃塞俄比亚已有25个工业区，且该试点规模也相当大，我无法在此一一展示。
这项研究由总理办公室牵头，希望专注于工业化进程，吸引来自中国、印度、斯里兰卡等众多亚洲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因此，我们不得不迅速行动，将建设工业园区列为优先事项。所有工作均由总理办公室主导，我也参与其中，负责领导这一整体倡议；不仅包括开发工业园区，还包括吸引投资者。因为如果你要为企业建设园区，首先就得找到这些企业，否则即便建成了最好的工业园区，没有企业入驻、没有投资，也是行不通的。
在吸引企业方面，我们彻底修改了相关政策。例如，如果企业在工业园区从事出口制造业，将给予他们长达10年的税收豁免，意味着他们无需缴纳任何税款。同时，对于专业人员，也确保他们在大约5年内无需支付任何个人所得税。我们推出了许多新政策，但还需要明确目标，因为许多企业尚不了解埃塞俄比亚及其潜力，不同企业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举办了许多研讨会，进行大量解释和沟通工作。
我们试图通过中国的特定行业协会进行招商。例如，如果是纺织和服装行业，就针对纺织和服装行业协会进行招商，该协会旗下有13000家中国企业。在考察纺织行业时，我们注意到中国有34个省份，无法全部兼顾，于是只选择了四五个纺织和服装行业较强的省份，如江苏、山东、福建、广东和浙江。在江苏省，我们还确定了纺织业较强的地区，并从13000家公司中筛选出最重要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那些有意愿向海外扩张的公司。
然而，一旦它们决定来埃塞俄比亚投资并出口到美国，没有相关出口许可也是行不通的。因此，我们开展了紧密合作，尝试与美国的买家品牌（如Hamp;M和PVH等）以及许多其他地区的买家进行沟通，探讨如何使其供应链多元化，拓展至埃塞俄比亚。
在与这些买家达成一致后，我们再与中国的大公司进行接触，讨论它们如何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以及能获得哪些好处。例如，如果是纱线生产或织布厂，会消耗大量能源，那么提供的一项激励措施是，在未来几年内，每千瓦时电费将补贴三美分。我们向他们保证这些优惠条件，以吸引他们前来投资。
吸引投资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因为对中国公司来说，投资越南甚至印度尼西亚可能更为容易。非洲距离较远，中企对此了解不多。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建设可持续的工业园区。
其次，我们还采取了建设专业化园区的策略，例如一个地方专注于纺织和服装业，另一个地方则发展制药业。
第三，我们还在工业园区内提供一站式服务，以便企业无需经过繁琐的官方程序就能从政府获得所需服务，包括签证等。这一系列改革必须与吸引投资者相结合，通过不断学习和克服挑战来实现。如今，埃塞俄比亚的策略被国际组织、相关人士视为典范。
观察者网：那么，至今工业园区的产出对经济贡献了多少份额？
阿尔卡贝·奥克贝：直到现在来看，其实并不显著。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已明确显示出吸引投资的可能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中国等各国不同程度实行封锁措施，人们无法出行，投资者无法前往非洲。这种封锁几乎持续了两三年，也就是说，影响一直延续到2021年，甚至2022年。所以，这是一个主要障碍，但情况正在逐渐好转。
我正在推广的方法，是我游历了许多非洲国家后，与各国领导人讨论得出的。我们讨论为什么他们必须重视工业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要走低碳工业化道路，以及为什么他们还需要投资绿色能源。
从一开始，工业化就必须着眼于出口。如果不关注出口，市场就会太小，就无法获得生产力和优势。我们讨论了这些问题，许多非洲政府都表示有兴趣遵循这一道路。
他们也看到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2021年、2022年的经济衰退，使许多非洲国家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因为美元升值了，美联储的利率也上调了，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通货膨胀。而在这场疫情及相关的经济衰退期间，实际上的通货膨胀导致出口量也减少了。这使非洲政府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因此，许多国家都在认真考虑这一挑战，他们看到了经济多样化的必要性，也看到了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努力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观察者网：您认为埃塞俄比亚能够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保持可持续增长，但其他非洲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是不是因为殖民体系对它们的影响太深，包袱太重。据我所知，埃塞俄比亚并没有这样的历史，可以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
阿尔卡贝·奥克贝：首先，其他非洲国家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以摩洛哥为例，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绿色转型方面，摩洛哥与埃塞俄比亚相似，都是石油进口国，政府需要花费大量外汇，这很可能是推动绿色转型、发挥作用的诱因。此外，像卢旺达、肯尼亚这样的国家，现在大部分能源也来自可再生能源，如地热、水电和太阳能。
当然，还有其他非洲国家也在行动。但如果问我过去30年的经验，1991年埃塞俄比亚的军事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了新制度，制定了新宪法。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增长一直是非洲最快的，从1994年到2003年，GDP增长5.5%，而非洲的平均增长率仅为2.5%，是非洲平均水平的两倍。从2004年到2019年，埃塞俄比亚的经济连续15年每年增长10.5%，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这几乎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这15年的增长速度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速度相似。
中国和埃塞尔比亚GDP增速图（绿色为中国，蓝色为埃塞尔比亚） 世界银行数据
再看看人均预期寿命，1991年埃塞俄比亚的人均预期寿命为44岁，非常低，而非洲的平均水平为50岁。25年后的2016年，非洲的平均水平提高到60岁，增加了10岁；而埃塞俄比亚的人均预期寿命则从44岁增加到66岁，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22岁，是非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如果你问这段时间里贯穿始终的因素是什么，那就是埃塞俄比亚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埃塞俄比亚施加压力，有时甚至停止援助或贷款。但埃塞俄比亚政府不会去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方法，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政策或战略，而不是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战略。
而在许多非洲国家，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认为，为了经济快速增长和持续的结构转型，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还需要专注于工业化，投资于基础设施，这是我们的主要途径。在某种程度上，埃塞俄比亚一直保持着独立性。它从未被殖民过，因此任何外国人或国际金融机构都很难对它施加压力。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与欧洲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外国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努力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中非合作将迎来黄金时期
观察者网：当前，中国制造产品进入西方市场面临保护主义的壁垒。同时，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正试图在其他地方设立工厂，比如亚洲的越南和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等地，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非洲可能会成为许多中国企业考虑发展制造业的新目的地，正如您所言，至少在埃塞俄比亚，存在中埃塞合作的大量机会。我记得您之前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说，埃塞俄比亚未来可能会成为非洲的制造业中心。您认为这样的机遇有多大？非洲会成为下一个制造业中心吗？
阿尔卡贝·奥克贝：我坚信非洲将成为下一个主要的生产中心之一。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非洲现在的人口已达14亿，在接下来的25年里，还将新增8亿年轻劳动力。我们需要为这8亿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这一需求甚至超过了中国。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达到25亿，其中16亿人将生活在城市中，实现城市化。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中国正在大力推广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同时中国的人口也已达到峰值，自去年开始人口数量已经下降。而所有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问题。以韩国为例，其人口数量正在迅速减少。这意味着在非洲，由于人口平均年龄较低，劳动力资源充沛，将为吸引投资提供机遇。
第二个优势是市场。非洲25亿人口的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到2050年，非洲的GDP将达到1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因此，那些希望向25亿人口销售产品的公司，必须在非洲扩大投资，生产服装、电子产品和汽车等。在非洲大陆生产更为经济，他们可以利用相对年轻的劳动力在工厂工作，并在市场上销售产品。此外，还可以从农业或矿业中增加产品附加值。
环顾全球，在欧洲，投资机会有限，且在不断缩减。这就是为什么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近15年里欧盟国家的GDP增长并不显著的原因。在非洲，目前还面临贫困和较低水平工业化的问题，但这也意味着许多前来投资的公司将迎来新的机遇。
因此，我认为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只是时间问题。非洲国家将更有机会成为生产中心和制造业中心，也许也将迎来中非合作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我之前所说的原因。
我们必须在投资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为什么？以贸易为例，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约100亿美元，已增加到2023年接近3000亿美元。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3000亿美元？为什么不能是4000亿或5000亿美元？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经接近10000亿美元（9117亿美元），而与巴西一个国家的贸易额也已经接近2000亿美元（1815.3亿美元）。
如果你看看2023年中非2821亿美元的贸易额，就会发现中国对非洲的进口增长迅速，但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缓慢，这意味着贸易不平衡正在发生，而这种不平衡是无法持续的。
实现贸易平衡的唯一方法是让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在非洲实现产品价值增值，而不是仅仅出口非洲的原材料。另一方面，中国主要出口到非洲的是机械、电子产品和工业部件，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主要是没有附加值的农业和矿业原材料，这意味着必须在这些领域增加价值。
为了保持中非之间的长远合作关系，我的建议是，我们必须加大力度，确保到2035年，也就是10年后，贸易额能达到1万亿美元。要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法是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以便对原材料、农业和矿业进行价值增值，并出口到全球。同时，我们还可以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带来政治稳定。如果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会出现政治动荡。
此外，如果非洲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在非投资的中国公司也可以将增值产品出口到全球，包括中国，这意味着他们将获得利润，中国也将从中受益。
联合国体系需要改革，全球南方国家的谈判能力正在不断提升
观察者网：您曾被提名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总干事。有些人认为联合国已经无法发挥关键作用了。比如，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使命是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工业的发展，那么在当前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您认为，如何应对全球保护主义通过征收高关税来阻碍技术、知识转移和自由贸易的情况呢？
阿尔卡贝·奥克贝：全球南方国家议程中的一个议题就是改革联合国体系。联合国体系成立于1945年。当时，独立的国家只有60个，甚至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尚未独立。但当时联合国的主要使命是如何让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再次陷入新的战争。这是当时的一个使命，各国也因此成为了联合国的成员。
1945年全球人口只有23亿，全球经济规模只有4万亿美元，其中50%由美国贡献。而现在，全球经济达到了110万亿美元，是1945年的25倍。全球人口也超过了80亿，几乎是1945年的4倍多。
在此期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应运而生。世界银行成立的初衷是消除贫困，而IMF则是为了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但它们是当时全球经济秩序的产物，并一直延续至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是支持发展中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每次都必须由欧洲人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则必须由美国人担任。如果它们的使命是支持发展中国家，那就不能只有他们才能领导这些机构，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需要进行改革，以便更好地为全球南方国家服务。
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权也是基于七八十年前的权力结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联合国改革中代表性不足。联合国虽然重要且不可替代，但必须进行改革，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占人类四分之三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此外，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也不支持发展中国家，其主要目标还是为了促进西方思想的自由贸易。世贸组织还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不让它们使用产业政策。在投资和技术方面存在许多限制，疫情期间非洲政府请求豁免使用疫苗的知识产权，以便生产疫苗来保护本国人民，但富裕的大国拒绝了这一请求。疫苗是一种公共产品，因为如果发生大流行病，人们无法获得疫苗，就意味着无法控制疫情，这将影响到每个人。
因此，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知识产权、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都对全球南方国家不利。这必须改变。由于全球通用货币是美元，国家之间不能直接交易，只能通过美元进行交易。但为什么我们在交易时必须使用美元？为什么我们不能有直接的跨境贸易和跨境支付系统？为什么我们要向美国支付汇率差价？
就在美国大选期间，美国的政客曾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允许美元被取代。但目前金砖国家正在推动建立新的支付体系，试图取代美元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的地位。在全球贸易或其他交易中，所有国家理应享有平等受益的权利。
观察者网：因此，中国与非洲等全球南方国家仍需携手努力，共同奋进。
阿尔卡贝·奥克贝: 确实如此，而且时代也在变迁。在25年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并不大。但如今，你若观察全球经济，会发现全球经济年增长50%以上都源自全球南方国家。其中，中国贡献了35%，印度贡献约15%，还有其他国家贡献了剩余的5%。因此，它们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在全球GDP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占比也超过了40%。从人口角度来看，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都集中在这些国家。
每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GDP规模都在增长，中国和印度的GDP更是逐年攀升，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对实力正在逐年增强，意味着它们的谈判力会不断提升，拥有提出自己解决方案的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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